使用童工只是一个小风险吗?

  人权不再只是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关心的问题,它是一个对企业持久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声誉、法律和融资风险,或许与道德风险绑在一起,过去几年,企业界一直在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其供应链尊重人权。


  例如,因为供应链尽职调查越来越成为大型国际科技公司的关键工具,这些公司已经不顾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放宽美国关于“冲突矿产”立法的意图了。


  “冲突矿产”是指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钽、锡、黄金或钨等矿产。美国于2010年开始实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有一项规定,要求企业主动坦白其产品中是否存在来自非洲战争地区的“冲突矿产”。之所以出现这项规定,是出于人权的考虑,因为从刚果购买矿产的资金将最终流入武装团体手中。


  与此同时,“影响投资”——即投资于具有积极社会或环境影响的公司——也越来越受到资本欢迎。


  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权的重要性,但研究表明,许多公司仍然低估了此种风险。


  经济学人智库(EIU)最近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应对供应链中的气候变化、性别平衡和人权等问题时,“企业的自满程度令人担忧”。该研究调查了全球各地企业高管。


  考虑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有超过1.5亿儿童在全球从事童工劳动,尤以非洲达到最高水平,这些调查结果意义重大。


  专家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推动了包括使用童工在内的社会风险上升。这已沦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它还迫使许多公司减少应对此种问题的支出。

 

 


  价格下跌带来新的风险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买家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但对其他人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2012年开始,大宗商品的低迷对非洲大部分地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和矿业主管比奇(Beech)说。


  由这家律所处理的许多在非洲经营的矿业公司都被迫缩减了规模,许多项目被搁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果只会越来越明显。比奇解释说:“2017年的重大影响是,由于行业自身的处境,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这表明大宗商品低迷和安全支出之间似乎存在直接关联。”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结果是非法采矿的兴起导致童工激增。巴拉克基金管理公司位于约翰内斯堡的投资者关系总监赫德利(Hedley)表示:“最大的风险来自非法开采。6岁以上的儿童参与了这些活动。因为他们的操作不符合安全阈值,死亡和伤害是常见的。大宗商品非法交易的收益通常被用在刚果(金)东北等地的叛乱活动。” 他强调巴拉克与涉及此类活动的借款人没有联系。


  使用童工风险的上升并不局限于硬商品。例如,可可价格的暴跌打击了可可豆生产国家。


  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科特迪瓦遭受的损失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国家。由于最低出场价格(政府在收获之前固定的)比全球市场所提供的价格要高,买家们最终放弃了收购,可可豆被堆在了这个国家的主要港口,农民失去了收入。


  科特迪瓦的可可生产主要由小农驱动,他们高度依赖于可可收入,因而也特别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他们每天的收入大约只有0.86欧元,已经远低于国家贫困水平。


  “可可价格下降,意味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全球风险咨询公司维里斯科枫园驻西非的高级分析师波夫肯(Bovcon)说。她解释称,这种效应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童工方面尤其明显。低收入意味着对自由劳动力的更多依赖,也意味着家庭没有更多钱送孩子上学,从而使得儿童更有可能在农场工作。


  波夫肯补充说:“在科特迪瓦,大约有35万——100万名儿童从事农场工作。尽管他们中的许多都是家庭成员,但这些数字还包括来自邻国边境的儿童。”


  该行业的其他参与者也在追踪这一趋势。在2017年6月份世界反童工日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国际可可倡议(ICI)发出警告,称当前可可在世界市场的低价正威胁和破坏减少童工使用的进展,也正在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波夫肯解释道,科特迪瓦并不是唯一的,像加纳和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许多受影响国家已经制定了广泛的立法,结束童工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波夫肯说:“例如,在科特迪瓦,儿童穿越边境时需要携带出生证明,但经济表现的下降导致了规则执行力度削弱。检查人员数量的下降,使得监测农场的活动变得困难。” 她表示,国家执法薄弱意味着在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对童工的执法将会落到公司层面。


  法律、声誉和融资风险


  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2017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关于人口贩卖和金融机构角色的报告指出,解决现代奴隶制和相关侵犯人权行为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人权组织倡导的伦理问题。对私营部门来说这是一项商业任务,如果对它们的管理失败,可能会对公司的股价、品牌价值和运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对大多数公司来说,一个重要的担忧是声誉风险,尤其是面向消费者的公司,很容易受到类似消费者抵制活动的攻击。


  未能解决供应链中的人权问题也可能产生法律后果。2011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批准了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这是一套旨在解决与商业有关的不良人权影响的基准原则。虽然这些被认为是软性法律,而且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创造了一种期望,即企业将尊重这些原则,并引导在国家层面引入法律法规。英国《现代反奴隶制法案2015》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从融资角度来看,与非责任供应链相关的风险是贷款机构和投资者可能收回融资支持。


  “如果我们看到任何从人权角度跨越界限的行为,肯定会叫停与此借贷者的合作。”巴拉克的赫德利说:“我们需要保留在市场上的声誉。”他补充说,具有积极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活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


  即使大多数企业同意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行动是重要的,但在经济学人智库的调查中,28%的受访企业认为,尊重人权只是一个遵守相关法律的简单问题。调查还发现,虽然大多数公司在过去5年里都把责任供应链放在优先级,30%的公司却在同一时期降低了注意力。


  这项研究还得出结论: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更有可能解决工时限制和生活工资的问题,而不是的童工问题——这可能导致使用童工经常发生在远离公司基地的地方,由于与多层中介公司绝缘,以至难以被发现。


  此外,研究显示,原材料公司在解决童工问题方面表现最差。另一个“令人失望”的发现是,一些最突出的童工问题与采矿有关。


  经济学人智库在报告中指出,当今在尊重人权方面最大的商业挑战之一是缺乏资源。报告说,挑战在于投资于人权政策通常是由品牌、声誉管理以及利益相关者关系在内的长期机会驱动的。从长远来看,这些目标通常会对底线产生影响,但往往缺乏明确的、即时的商业案例。这意味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权政策和方案更容易受到削减。


  路易丝 · 摩尔(Louise Moore)是伦敦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那里她负责公司的国际环境业务。她在一些公司、投资者和金融家身上看到了类似的趋势:收入较低往往会导致人权尽职调查和程序降级。她解释说,许多公司为了解决问题采取了“最低合规”做法。事实上,她遇到的情况是,由于对当地社区缺乏了解,补救措施导致了更大的人权问题和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暴力。她说:“你不能认为它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治愈,你真的需要了解当地的问题,并寻求长期的改善。即使你违反了法律,但从人权角度看,一项严厉的法律补救措施并不一定是最好和最有效的。”


  对策:协作和技术


  有一家公司每天都在处理以上问题,那就是奥兰集团(Olam Group)旗下的奥兰可可(Olam Cocoa)。


  该公司可持续性商业主管戴维斯(Davis)承认,科特迪瓦较低的出场价格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劳动力,并加剧了可可豆供应链中已经存在的问题。


  对奥兰来说,解决这些问题远远超过了尽职调查和“最低的合规性”。“从可持续的商业角度来看,这需要一种方法。”戴维斯说。“要了解每个社区。”他说,“比如,附近有学校吗?基础设施更怎么样?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点,就能采取更具体的行动。”


  在没有孩子的地区建一所学校是让孩子们离开农场的重要第一步。戴维斯说,融资也是帮助农民度过价格下跌最严重时期的关键工具。仅2016年1年,奥兰(Olam)共给可可农民提供了短期融资1.1亿美元。这些贷款是无息的,全年都提供给农民,包括在困难时期,其他金融家可能不愿承担风险。


  戴维斯还强调了与其他政党合作的重要性,比如劳工协会,以及有适当的基础设施来处理公司可能在其尽职调查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奥兰所做的一种方法是,建立“童工监测和补救系统”,包括当地社区领导建立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决定采取适当的策略来解决具体问题。他说:“最终,国家不是要让跨国公司成为警察,而是要在每个社区内都有机化。”


  帮助该公司采取这种整体方法的一个关键工具是“奥兰农民信息系统(OFIS)”。戴维斯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创新,用于收集和分析小农户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前几年是不可能的”。该系统是一种测绘工具,通过调查收集农场数据,显示从工人的年龄、性别到最近的学校或医院的任何信息。


  这种可追溯性使奥兰能够更好地了解风险前景,它是与其他公司相比解决供应链中童工和其他社会风险的关键区别。到目前为止,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农民注册了该系统,奥兰计划到2020年达到50万人。


  “这为该地区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风险评估。通过它,我们已经能够塑造许多需求评估和投资。”戴维斯说。


  最为重要的是要承认风险的存在——经济学人智库的调查也传达了同样的概念。


  报告称,不承认风险并不是一个积极结果。考虑到许多关键问题在供应链中被忽视,如果更多的高管宣称他们的公司还没有责任供应链,将是一个更加积极的结果。


  报告说,高管越了解公司的供应链风险,他们对公司业绩的负面评价就越高——这可能会促使他们采取行动。


  (译/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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