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取胜,中拉经贸寻求突破

文/岳云霞

 

  2019年必定将是记入拉丁美洲史册的艰难时期。12年一遇的超级大选周期与经济下行周期叠加,贫富悬殊痼疾与社会结构持续转型中的供求矛盾叠加,使得这一年的拉丁美洲“硝烟四起”。据初步梳理,拉丁美洲33个独立国家和12个未独立地区中,2019年全年有18个经济体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运动,甚至素来被冠以“拉丁美洲样板”的智利也出现了120万民众参与的“历史性游行”和近30年来最严重的社会骚乱,并被迫取消了原定于2019年11月和12月分别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
  
  由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拉丁美洲开发银行联合发布的《2019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转型中发展》报告毫不避讳地指出:拉丁美洲陷入了“新发展陷阱”。此轮社会动荡的背景正是当前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困境。对于处在“被边缘化”险境的拉丁美洲而言,对外合作几乎是中短期内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
  
  在2019年的地区性动荡底色下,中拉合作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外部助力中一抹难能可贵的亮色,已经在创造新的突破和机遇。

 


  
  陷入结构性之困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增长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而拉丁美洲当前困难的重要根源之一,恰是长期经济增长失速。
  
  2013年以来,拉丁美洲已经持续7年在经济停滞或下滑状态徘徊。据拉美经委会估计,2019年拉丁美洲地区年度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0.1%,33国中有23国经济增速放缓,阿根廷和巴西等主要国家均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困难;2014—2019年,该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4%,年均GDP下降0.8%。
  
  拉丁美洲经济的低增长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具有特殊性。2014年之后,拉丁美洲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速最缓慢的地区之一。在近期发展中,该地区在下行周期时,经济降幅相对偏大;而在上升周期时,经济复苏速度却相对偏低,呈现出了“急降缓升”的增长轨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拉美经委会近期预测,拉丁美洲地区的GDP增速未来还会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并远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增速,甚至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速(见表1)。这种增速使拉丁美洲沦为全球经济增长的“边缘区域”,相对增长态势堪忧。

 


  
  拉丁美洲的这种低增长困境目前缺少有效的内部解决途径。中短期内,拉丁美洲地区发展将面临三大结构性困境。一是内生动力困境。回溯拉丁美洲地区201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能够看到,能源、矿产品和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地区GDP增长率呈现出明显的联动性。然而,地区增长内源性动力却始终缺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内部市场也无法创造出足够的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困境。近年来,南美洲、中美洲和墨西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主要宏观指标变化呈现出“跷跷板”现象,经济协同性趋弱,难以形成统一的地区市场来支撑地区经济增长。三是经济政策困境。在开放宏观经济学的范式下,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拉丁美洲国家,财政政策效力不足,且公共外债规模在部分国家受到法律约束,导致财政政策可施展的空间有限。同时,该地区多数国家需面对国内通胀控制和汇率稳定的双重压力,货币政策协调难度较大,难以推行逆周期性政策。
  
  在这些结构性困境中,拉丁美洲经济脆弱性与波动性强,其自我恢复通常以增长下滑、失业加剧和通胀高企为代价,往往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直接推手。更为严峻的是,拉丁美洲经济的持续性低迷显示,拉丁美洲地区的结构性困境出现了循环加剧的局面。内生力量已经无法推动拉丁美洲“逃离”困境,外部力量成为拉丁美洲中短期脱困的必然选择。因此,对于拉丁美洲国家而言,寻求相对稳定可靠的外部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拉合作逆势上扬
  
  2019年,大规模社会运动频发的局面损害了拉丁美洲地区的营商环境,使得该地区对外合作规模整体萎缩。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拉丁美洲2019年全年出口额下滑2.3%,进口额下降0.9%,外资净流入量则在2019年上半年同比下降7%。令人惊喜的是,中国与拉丁美洲地区的经贸合作却在数量和质量上呈现逆势增长态势。
  
  就数量而言,中拉经贸合作保持了持续增长。在贸易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和人民币贬值双重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面临较大增长压力。2019年前11个月,以美元核算的中国进出口总额略有下降,但中拉贸易仍保持增长态势,同期同比增长1.8%。其中,中国对拉丁美洲出口额增长0.2%,而进口额同比增长3.4%,拉丁美洲成为同期中国进口增幅最大的地区。拉丁美洲地区33国中,仅有10国对华贸易出现下降,其余国家对华贸易均出现不等增幅。在投资方面,2019年前11个月,中国对拉丁美洲投资存量小幅提升,中粮集团、国家电网、滴滴出行等中资企业持续扩大了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而在经济合作方面,2019年上半年,中资企业在拉丁美洲市场新签合同额达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中企对拉丁美洲合作正在由单一的工程承包转向融合工程建设、金融合作和项目运营为一体的多元模式转型。
  
  就质量而言,中拉经贸合作也出现了优化升级的明显趋势。拉丁美洲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共建合作方的地位更加明晰。目前,在拉丁美洲地区24个建交国中,已有19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在未签署合作文件的5国中,阿根廷新政府已明确表态有意加入“一带一路”;哥伦比亚总统和巴西总统访华期间,相继表示愿就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合作。这表明,中拉之间就“一带一路”的共识和共建已经几近覆盖拉丁美洲全区域。
  
  就合作结构而言,中拉经贸合作的结构进一步优化。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其《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指出,服务业贡献了全球2/3的经济产出,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贸易形式。服务业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国产业中的比重均已过半,然而,服务贸易在中拉经贸合作中比重偏低,其潜力正待发掘。2019年,拉丁美洲6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后正式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时对巴西进行了国事访问。中拉高层互访促进了双方政策沟通,促成了多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比如,中国与智利将在信息通信、电子商务等领域达成合作,与哥伦比亚在数字经济、创意产业等领域形成共识,与巴西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展开合作,与苏里南达成全面互免签证协议,与牙买加就卫生、教育、培训、旅游等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与萨尔瓦多确定以旅游为核心的战略合作项目。这些都将促进中拉未来在旅游、数字经济、文化、教育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
  
  就便利化水平而言,中拉双方已经致力于消除经贸合作中的瓶颈因素。伴随中拉合作的快速发展和双方近期加大开放的努力,双方在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方面已经取得进展,但便利化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双方合作。而这一领域成为中拉在2019年关注的重点领域。比如,中国和巴西高层互访期间,双方在海关、农业部门达成谅解及特定商品检疫议定书;中国和智利于2019年生效《关于修订<自由贸易协定>及<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的议定书》,除了提高开放承诺,还着重强调提升贸易便利化、完善协调机制和注重环保升级;中国和秘鲁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已谈及海关合作、支持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等内容。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提升中拉经贸往来便利化水平,降低合作成本,有益于双方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
  
  可以看到,在拉丁美洲出现地区性动荡的情况下,2019年中拉经贸合作成为支持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一道别样风景线。在拉丁美洲营商环境短暂恶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显示了战略定力,与该地区保持了持续沟通和交流,中拉经贸合作取得了新进展。
  
  未来突破之策
  
  2019年,中拉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拉丁美洲经济困难的“减压阀”,这为双方未来合作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中拉经贸合作的现有量级和影响力尚不足以拉动拉丁美洲走出经济困境,也无法消除其社会动荡后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尽管随着拉丁美洲大选周期的落幕及经济周期谷底的修复性反弹,形成社会动荡的周期性因素有所减弱,但结构瓶颈和大选后的政治博弈还将使拉丁美洲处于社会运动相对高发的时期。基于此,中拉双方均应对经贸合作可能产生的风险对冲价值予以重新评估。应该看到,拉丁美洲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而中国市场、资本与技术则有助于拉丁美洲走出困境。为此,在中短期内,中拉双方需要在如下方向形成合力,共同规避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
  
  第一,发掘潜力,推动中拉经贸合作多元化。2019年的社会动荡反映了拉丁美洲对改革和发展道路的内部反思与思潮碰撞,也推动了拉丁美洲近期对外加大开放、对内以增长和就业为导向推动扩大投资。这为中拉合作创造了新空间,主要体现在5个领域。一是能源、资源类产业。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当前为了经济脱困实施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措施,为拥有资本和技术相对优势的中国企业提供了进入可能。二是农业。拉丁美洲国家有发展农业的资源禀赋优势,也一贯以农业作为保护“正规就业”的主要部门,中国企业有条件和动机对拉丁美洲海产品、谷物和油料种子等部门加大投入,为参与全球农业链及确保自身粮食安全提供保障。三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以巴西“投资伙伴计划”为代表,不少拉丁美洲国家希望借助基础设施发展提振国家经济。中国企业能够借此进入拉丁美洲交通、港口物流等领域。四是制造业。在拉丁美洲新一轮贸易和投资开放进程中,汽车、电子、消费电器、纺织等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可以推动深度融入该地区和全球价值链。五是新兴产业。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领域相对领先,将在下一代拉丁美洲中产消费者连接到互联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坚定信心,以长期耐心克服中拉经贸合作的短期风险。中拉经贸合作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中,中拉双方应以“耐心”成本应对短期风险,在战术上适时调整具体合作项目的推动节奏,规避短期极端风险;在战略上则要促进中拉合作的长期均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框架下,实现“五通”合作领域的平衡,形成经贸合作与其他领域合作之间的良性互动,规避双方合作中出现系统性风险。
  
  第三,重视沟通,以认同消融中拉经贸合作障碍。彼此认知不足是约束中拉经贸合作深入发展的深层原因。为此,在交流层面,中拉之间应该建立长期直接的政府、智库和媒体合作机制,实行开放的、多层次的交流和对接,尽可能建立起信息互通平台,避免受到外部舆论干扰。在合作实施层面,中国应注重对拉丁美洲文化的认知,加强对拉丁美洲法律环境的调研和法律人才的培养,严格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高度重视东道国法律,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第四,开放包容,以三方合作提升中拉经贸合作的溢出效应。中国在快速进入拉丁美洲后,对美国和欧洲等传统的合作方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为了规避此类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应适度分割部分项目与第三方。通过虚实结合的三方合作,增进拉丁美洲对中国企业的了解和信任,规避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解,分散潜在风险造成的损失。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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