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忧喜祸福同在

文/科法斯集团


  在疫情期间,全球贸易受到许多因素的拖累,包括全球经济衰退、不确定性剧增、运输限制和成本上升,以及针对食品和重要医疗用品供应的地方保护主义。好的一面是,严格的边境管制使疫情对贸易的影响有限。欧洲正在逐步放松管制,以振兴旅游业,缓解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长期看,一些国家多次呼吁将生产转移到国内,将对全球贸易的未来构成风险。然而,保护生产不受外国供应冲击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若制造业向国内或区域一级全面转移,生产成本上升和缺乏国内技能的问题将凸显。即使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新的本地生产工艺仍将依赖于原材料供应,而原材料供应高度依赖于生产地,通常难以迁移。通过使供应商多样化来减少对某一特定国家的依赖风险,也是一个棘手的挑战。乍一看,找到替代最大供应国的方案似乎是可能的。然而,主要的原材料生产商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即使该行业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多样化,其风险敞口也不会消失。好消息是,全球价值链仍有光明的未来。



   
  全球经济衰退和不确定性剧增拖累世界贸易
  
  全球贸易动态与经济活动相关:如果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那么它们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也会增加。但是,这种相关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2002—2008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动态增长与全球贸易的强劲增长密切相关。在随后的10年里,世界贸易增长率和全球经济增长率都显著放缓。2011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与全球GDP的增长率比1990—2006年的增长率低了一半。然而,在危机期间,情况却不尽相同:虽然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仅”下降了1.7%,但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却暴跌了12%。
  
  由于出现经济危机时,国际贸易的降幅往往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降幅,因此,随着2020年全球经济的衰退,预计国际贸易也会大幅下滑。这是一种过度反应,其影响程度很难衡量。世界贸易组织 (WTO) 预测全球贸易额将下降 13%~32%。这一预测数据表明,所有区域的贸易额都会出现两位数的降幅。
  
  根据科法斯的预测模型(该模型使用油价、美国制造业的商业信心指数、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等变量来解释全球贸易变动),预计2020 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额较2019年将下降 7%。然而,实际结果可能会严重得多。因为在发生经济危机时,通过线性模型衡量的相关性并不一定有效。在经济形势恶化期间,不确定性急剧增加也是国际贸易相对于GDP降幅更大的原因之一。目前,这种过度反应正处于历史高位。
  
  针对食品和关键医疗用品供应的新保护主义给国际贸易施加压力
  
  保护主义是导致贸易形势不断恶化的另一大因素。自从全球疫情发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大多把重心放在确保各国自身食品和基本医疗产品的供应上。截至2020年4月22日,全球贸易预警报告的贸易措施中有56%(193项)与上述目标有关。大多数措施(110 项)涉及禁止出口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呼吸机及生产各种药物所需的化学品。
  
  这一时期,进口国一直在推动医疗产品的进口,出口国则加大了对这类产品出口的难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情况尤为特殊:中国的医药出口在2020年2月减少了15%;当时中国国内疫情并未完全缓解,却依旧在全球口罩出口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55.3%的份额)。这意味着与中国合作一直是保障全球供应的基石。目前,中国口罩日产量已跃升至1.16亿只,是疫情发生前的12倍。
  
  本次疫情还导致有关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于封锁政策的预期引发的抢购浪潮并不局限于家庭:一些防灾能力较弱的国家也在想方设法储备粮食,以确保其国内的粮食供应不被中断。如今,俄罗斯率先发布了小麦出口禁令,其他主要出口国也采取了谨慎的限制性措施,致使市场上1/3的小麦供应受到影响。现阶段,出口禁令主要导致需求向法国等欧洲国家转移,并未造成供应短缺。
  
  除了小麦,大米也是这个特殊时期备受追捧的商品。印度作为主要的大米出口国,已经无法保证交货:封锁措施扰乱了其国内供应链,减少了劳动力供应,很多出口港也无法使用。印度的主要竞争对手泰国拥有充足的大米库存,但其出口受到柬埔寨封锁措施的影响,后者导致泰国大米产业急需的季节性工人短缺。从而造成的结果是,大米价格在2020年3月底上涨至7年来的最高水平。
  
  唯一的好消息是,封锁期间实施的边境管制对贸易的影响有限。欧洲目前正在逐步解封,振兴旅游业,并解决劳动的力短缺问题,尤其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保护生产免受国外供应链冲击,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全球贸易更长远的未来将取决于全球化的演变。当疫情在中国流行时,全球贸易就已经受了影响。事实上,全世界的企业都意识到它们在供应链中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由于疫情导致的封锁措施,当时中国的组装工厂陷入停顿,一些公司,如苹果,生产计划被严重推迟。其他公司,如三星,在疫情发生后也遭受了打击,最近决定将工厂迁出中国,到印度或越南等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去。然而,尽管一些企业的生产线已经不在中国,但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中间投入。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还发生在汽车制造等其他领域,现代汽车于2020年2月决定停止在韩国的汽车生产也说明了这一点。
  
  从长远来看,一些国家要求将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转移到本国的呼声成为全球贸易面临的另一个风险。在中国疫情发生时,世界各地的企业纷纷意识到供应链在中国面临的风险,开始考虑提高应对国外供应链冲击的抗风险能力。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是将生产完全转移到国内;第二是实行强有力的全球供应商多样化战略。
  
  在目前的环境下,如果在国家或地区层面对生产制造的过程进行整体迁移,会凸显生产成本上升和缺乏本土技术工人的问题。即使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新的本地化生产流程仍将取决于原材料供应,而原材料的供应链通常是无法迁移的。
  
  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还需要通过供应商多样化来实现,即减少依赖于某个特定国家的风险。尽管中国在大多数产业领域都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国,但找到替代方案的可能性似乎也没有完全消失。然而,由于一个行业的主要原材料生产商之间存在牢固的合作关系,因此一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不会从根本上消除。即使该行业能够增加原材料供应的多样性,也无法彻底改变这种依赖关系。
  
  任何部门有效减少对中国或任何其他关键供应商的敞口,只会以全面的供应链重组为代价。降低对供应链的依赖性,可以在需要时便捷地重新分配供应商渠道。然而,完全保护生产免受外部供应链冲击,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如此,全球价值链的前景依然是光明的。
  
  (本文节选自2020年4月6日科法斯经济刊物,原文标题为“COVID-­19: Heading Towards a Sudden Global Surge in Corporate Insolvencies”,作者为科法斯经济研究团队。译/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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