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经贸合作跨入RCEP新时代

文/倪月菊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2022年1月1日率先在东盟6国(文莱、新加坡、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和中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4国生效实施,于2022年2月1日在韩国生效实施,也将于3月18日在马来西亚生效实施。作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RCEP的实施不仅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加深中日韩三国的经济紧密度,从而使三国间的经贸关系跨入RCEP新时代。



   
  深化中日韩经贸合作亟需新动能
  
  众所周知,尽管中日韩三国关系受到地缘政治、历史问题和领土纠纷等因素的影响,时冷时热,但在经贸合作领域,却总体保持了“政冷经热”的状态。从中日经贸关系看,自1978年以来,双边贸易规模从1978年的48.2亿美元发展到2021年的3 714亿美元,增长超过77倍。2007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本也是中国的重要外资来源国。截至2021年10月,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4万家,实际使用金额1 219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国别排名中居首。根据日本经产省对日本企业海外现地法人的调查,截至2019年3月末,日资在华现地法人7 754家,占日本总体的29.6%,列居第一。从日韩经贸关系看,自1965 年日韩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依托《日韩经济合作协定》保持着较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2018年,日本对韩国出口额为524.7亿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的7.1%;自韩国进口额为321.3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0.6%。日本保持韩国第三大出口贸易伙伴、第五大进口对象国的地位。
  
  然而,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价值链重塑,以及历史和领土纠纷等因素影响,中日韩经贸关系向纵深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甚至出现了“逆流”现象。以日本和韩国为例,由于两国在强征韩国劳工案、慰安妇等问题上分歧日益严重,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双边经贸摩擦频频。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大,两国经贸关系受到较大冲击。2019年和2020年,日本对韩国出口额分别较上年下跌11.9%和3.6%;自韩国进口额分别下降7.9%和10.3%。2020年,韩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达180.5亿美元,较上年增加13.9亿美元;石油化学产品对日本的出口额较上年减少25.1%,钢铁、汽车零部件也出现了大幅减少。从近年日本对韩国的投资看,总体在10亿~20亿美元之间徘徊。由于日韩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日韩经济结构的趋同,双方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尤为激烈。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国际贸易争端加剧的背景下,日韩关系走出当前历史冰点显得并不容易。中日两国深化经贸关系的动力同样不足。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市场的多元化趋势不断加深,对日本的经贸依存度不断下降,而日本对华依存度却仍然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可能进一步调整对华经贸战略,以减少对华依存度。在这种背景下,中日韩深化经贸合作的动力明显不足。
  
  中日韩三国参与的区域小多边合作机制进展缓慢
  
  建立深度一体化合作是深化经贸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中日韩三国倡导建立或共同参与的区域小多边合作机制主要有环日本海经济圈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环日本海经济圈构想,起源于 20世纪80年代,体现了日本学者提出的“雁阵模式”经济发展思路。临近日本海的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资源丰富且有很深的工业基础、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可以提供广阔的市场;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和高端技术;韩国处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经济发展体和市场都有相当的优势,特别是拥有中级技术和劳动力资源,有利于构建“雁阵模式”。然而,自该构想提出已经过去30多年了,环日本海经济圈始终停留在概念和预设阶段,而且声音越来越弱。
  
  中日韩三国合作进展也不顺利。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中日韩三国领导1999年在马尼拉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建立起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机制。2008年,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东盟与中日韩(“10+3”)的框架外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会议签署并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三国伙伴关系定位,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会议还通过了《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三国灾害管理联合声明》和《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计划》,同时决定将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2009年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决定筹建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截至目前,共召开了8次领导人峰会,明确了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开放透明、尊重彼此文化差异是三国合作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三国合作应该遵循的原则,为三国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受地缘政治、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等因素的影响,中日韩三国间的小多边合作机制发展并不顺畅,可以说是一波三折。2005年,第七次领导人会晤因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被迫推迟了两年。2008年开启的领导人峰会,也因日本政府非法“购岛”、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和日韩的历史遗留问题等,多次被迫中断,至今仅召开了8次。连定期举行都难以实现,更不用说实质性地推动三国合作。自2012年以来,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已完成16轮谈判。谈判虽然有所进展,但前景依然渺茫。而三国共同参与的RCEP的生效,对中日韩FTA谈判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距离三方谈判目标更接近这点看,似乎给中日韩FTA谈判带来了希望;但从另一方面看,中日韩继续谈判的紧迫性也下降了。更何况受地缘政治、中美博弈加剧、日韩贸易战等因素影响,三国关系时好时坏,阴晴不定,给未来中日韩小多边合作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因此,通过建立区域小多边机制来深化三方经贸合作的路依然还很长。
  
  RCEP为深化中日韩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RCEP的生效实施,为强化中日韩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增强了合作的动力。RCEP的最大亮点是在原有5个“10+1”的基础上,新增了中日、日韩两对重要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关系。中日韩作为亚洲最具活力的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超过欧盟,占15个RCEP成员国经济总量的80%以上。 RCEP实施后,三国间的经济合作将实现制度性突破,对扩大三方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促进形成更强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有积极推动意义。
  
  首先,贸易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将进一步增强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黏性,使三边贸易往来进一步增加,在区域内乃至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以关税削减为例。截至2019年,中国对东盟10国和澳大利亚进口产品的零关税率均达到94%,对新西兰高达98%,而对日本和韩国进口产品的零关税率仅为19%和43%;日本对中国和韩国进口产品的零关税率均为45%;韩国对中国和日本进口产品的零关税分别为48%和14%。RCEP生效后,最终中国对日本和韩国承诺的零关税率将达到86%,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零关税率也将达到88%和86%。关税的大幅度下跌必将带来贸易创造效果,进一步促进三边贸易的发展。
  
  其次,RCEP进一步放宽了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逐步统一,将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强化成员间生产分工合作,拉动区域内消费市场扩容升级,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进一步发展。同时,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将使成员国更趋于在RCEP区域内布局产业链和供应链,有利于促进以中日为双头雁的亚洲新发展模式的形成。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崛起,日本在亚洲价值链中一骑绝尘、独领风骚的局面已不再。RCEP平台的搭建为中国在亚洲价值链中的地位加速转换提供了新契机,有利于中国逐渐从产业规模上的“大雁”变成价值链条上名副其实的“头雁”,同日韩一起,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发挥引领作用,促进亚洲区域价值链的稳定发展。
  
  再次,在RCEP框架下,任何一个“走进”其他成员国的跨国企业,均可以在东道国享受国民待遇,方便、自由、无成本或低成本地从母国或其他成员国获取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中间品和相关上下游服务,资本、技术和产能在成员国间的流动自然就会顺畅很多,这也将进一步促进中日韩经贸合作乃至产能合作,为进一步深化三国间的经贸合作提供新动能。
  
  总之,RCEP更优惠的关税税率、更便利和更自由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将一步增强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黏性及区域价值链的韧性,推动中日韩经贸合作跨入新阶段。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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